为什么《通论》曾经/现在很重要？
✪【美】斯蒂芬·A.马格林|哈佛大学
本文节选自《21世纪的<通论>》一书
在《通论》出版之前，凯恩斯已经写了5年多的文章，论述各国政府，尤其是其本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事实上，英国从未真正享受过大萧条前的繁荣，凯恩斯将这一事实归咎于他自19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反对的错误汇率政策。在1929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在美国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之前——凯恩斯曾主张通过公共工程来刺激英国经济。
《通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此类政策倡议提供一个框架，一个整合了私人主动行为和集体行动——政府干预——以有效利用现有资源的框架。毕竟，《通论》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诞生的，其动机是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明显的经济灾难。
如果这就是凯恩斯的唯一目标，那么他很可能会将论点定位于1920—1930年代英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规模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业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占据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并对价格和工资有很大的控制权。这当然与竞争性经济的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服从于市场，价格和工资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每个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无法控制价格和工资。
如果凯恩斯将自己的论点置于当时的经济现实中，他本可以诉诸垄断理论或新奇的垄断竞争理论，他自己的门徒罗宾逊与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amberlin）都是这些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为了让经济学界转向新观点，20世纪的现实并没有竞争经济学的公认理论那么重要。在《通论》出版后不久，凯恩斯写信给瑞典经济学家贝蒂·俄林（Bertil Ohlin）说：“不完全竞争的提法非常令人费解。我不明白它究竟是怎么来的。顺便提及，罗宾逊夫人读了我的书稿校样，却没有发现任何联系”。
吊诡的是，过于关注现实会转移人们对是否需要新理论这一核心问题的注意力。如果问题在于垄断或其他偏离完全竞争理想的行为，那么解决的办法不就是让世界更接近完全竞争的模式吗？这是主流经济学经久不衰的信条，它既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 18世纪晚期抨击重商主义的核心，也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取消政府“干预”，给资本主义松绑的核心。
1930年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限制了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经济衰退是有益的，能够清除经济中伴随经济繁荣而来的泡沫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都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少数经济学家相信积极的政府可以平衡失败的私营部门，但他们却没有一个自洽的框架来表达他们的分析和结论。通过将《通论》的论点置于竞争性经济中，凯恩斯试图说服他的经济学家同行，除了摩擦和不完全性之外，失业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试图通过让经济更符合教科书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做法注定会失败。
市场体系具有避免长期深度衰退的内嵌机制这一观点的基础是，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工资的调整，这种调整只有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提供的劳动力供给相等时才会结束。除摩擦外，正统经济学认为充分就业的唯一障碍是某些主体的市场力量（工会一直是正统经济学最喜欢的假想敌）或国家干预（失业保险和福利国家的其他收入支持措施是其他假想敌）对竞争的破坏。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永久性地阻止工资率稳定在每一个愿意工作的工人都能找到工作的水平上，但治疗方法已隐含在诊断中。1936年和2020年一样，更多和更好（即更具竞争性）的市场是治疗市场失灵的良方。对于正统经济学家来说，难以想象竞争性市场体系可能出现系统性失灵，从而导致长期、严重和痛苦的失业。任何有这种想法的经济学家都会被打上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异端者的烙印。
相比之下，摩擦和不完全性——正如它们在2020年一样——曾是标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以至到1936年《通论》出版时，人们对基于摩擦或其他市场不完全性的新失业理论已经没有什么需求，同样也没有什么胃口。仅在三年前，庇古教授就在一本广受欢迎的名为《失业理论》 （Theory of Unemployment）的书中阐述了这一论点。正如我曾提到的，当时也并不缺乏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以对抗摩擦性失业，包括公共工程。
关于资本主义问题是表面性还是系统性的争论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局限于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有三种经济观点相互竞争。正统的共和党观点在1920年代逐渐形成，它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一个确实曾经带来繁荣并将继续带来实惠——字面意义上的“商品”——的经济。对于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有两种相互竞争的不那么乐观的观点。一方面是西奥多·罗斯福（Teodore Roosevelt）在 1912 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新国家主义” （New Nationalism）纲领：大企业因其高效率而主导着经济格局，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制衡力量。另一方面，与“新国家主义”相对立的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新自由”（New Freedom）纲领：大企业因其掠夺性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小企业获得公平的机会。
大萧条为这些关于经济的性质和政府适当角色的相互竞争的观点赋予了新的意义。由于三分之一的工业劳动力失业，相应数量的资本未得到充分利用，问题不再是大企业主导的经济能否有效地配置劳动力和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并将有效地调动资源？如果说共和党的愿景暂时被搁置，那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对抗大萧条而应采取的政策的辩论中，可以听到老罗斯福的追随者和威尔逊的追随者之间辩论的回声。
凯恩斯认识到，任何要求政府干预以掌舵经济巨轮的论点都必须以令人信服的论据为基础，说明为什么巨轮不能自己掌舵。因此，《通论》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展示失业如何能在包含各种瑕疵的1930年代资本主义实际经济中持续存在。只要没有人能够确定问题究竟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是仅仅在于其表面的瑕疵，就不可能反驳主流的正统观点，即只要政府去掉弊端就足够了。
对凯恩斯来说，对既有理论的全面抨击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抨击远远超出了摩擦和市场结构的表面现象。鉴于对市场韧性和益处的信念占据霸权地位，必须证明即使是竞争性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也是有缺陷的。
在离完成《通论》还有一年的1934年，凯恩斯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次广播中，指出了基于摩擦和不完全性的大萧条应对方法与基于市场体系中更根本缺陷的大萧条应对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
一方面是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现有的经济体系是一个自我调节的体系，尽管会出现嘎吱作响、呻吟和颠簸，而且会受到时滞、外部干扰和错误的妨碍……
自我调节学派的力量取决于它背后几乎包含了过去近百年来所有有组织的经济思想和学说……
如果鸿沟另一边的异端［凯恩斯本人也在其中］要摧毁19世纪正统的力量……就必须攻击他们的堡垒。
异端观点丝毫不否认不完全性的存在，但在这种观点中，垄断的作用及其伴随的摩擦至少可以说被夸大了。资本主义的问题更为深刻。
简而言之，为了实现为经济政策提供框架这一建设性目标，凯恩斯首先要实现一个关键性目标，即证明类似于教科书中理想化版本的资本主义仍然无法为有意愿的工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仍然可以在存在闲置人员和工厂的情况下无限期地持续运转下去。为此，凯恩斯避免诉诸垄断、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理论。他的标题本身就强调了他的理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相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从而排除了将问题诉诸各种正统理论容易认识到并同样容易痛斥的不完全性。
因此，凯恩斯认为自己面临着双重任务：说服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放弃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旧思维方式，并为解决维持充分就业这一政策问题的新方法制定框架。凯恩斯毫不怀疑哪一部分更具挑战性。正如他在《通论》序言中所说：
对于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以求规避传统的思想和说法。如果作者对这些思想和说法的攻击是成功的话，那么，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会持有同感。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简单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已经深入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让《通论》所呈现的难题更为棘手的是，凯恩斯不仅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上进行革命，还要在经济方法上进行革命。这第三次革命所涉及的，就是将分析框架从以供求相等为基础的静态均衡概念，转变为以经济在非均衡状态下如何调整为基础的动态框架。这与其说是对均衡的否定，不如说是对其意义和作用的概念重构。
在《通论》的序言中，凯恩斯开宗明义地写道：
我的所谓“基本公式” ［在凯恩斯更早的《货币论》 （A Treatise on Money）一书中］不过代表在既定产量的假设条件下的瞬息间的图像。它们试图说明：在产量为既定的假设条件下，为什么会有各种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从而使产量必须加以改变。但是，对不同于瞬息间的图像的动态发展却未能给予全面的论述，同时论述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与此相反，本书已经演化成一本主要研究什么力量或因素决定整个社会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的著作。
然而，经济学界从未很好地理解这场革命的方法论内容。也许凯恩斯本人也不明白；他有直觉，但缺乏工具来推进他的这部分计划。
自《通论》出版以来，经济学界经过80多年的发展，早已掌握了相关工具，却从未形成直觉。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将形式化的模型与凯恩斯的直觉相结合，运用必要的工具来理解凯恩斯的思想。
总之，《通论》在方法论上基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价格机制、均衡和市场出清。
价格机制理应是带来均衡的过程，它调整行为主体的意图，使这些意图在一天（或一周或一年或任何可能假设的时间段）结束时相互平衡。
均衡描述的是平衡。它描述了这种情况的特征，即倾向于使经济朝一个方向发展的力量正好被相反的力量所抵消。
市场出清描述的是需求和供给刚好相等的情况。它既不是均衡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均衡的充分条件。
从凯恩斯的视角来看，主流经济学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它不加批判地将市场出清等同于均衡，而市场出清只是对立力量平衡的多种可能方式之一。其次，经济学界强调均衡，而将价格机制和调整过程视为均衡的附属品。初级教科书只用一段敷衍了事的文字和一个关于如何消除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的想当然的故事将价格机制一笔带过。研究生教材也没有更好。一本著名的教科书用了不到10页（共1000页）的篇幅来论述价格机制，并坦率地承认这种不平衡是合理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均衡方程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科学领域的一个特点是，对我们来说，均衡方程构成了我们学科的中心。而其他科学，如物理学甚至生态学，相对地更加强调动态变化规律的确定。与此相反，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提及动态变化。不太正式地讲，原因在于经济学家善于（或者说我们希望）识别均衡状态，却不善于准确预测非均衡经济将如何演变。
问题相当严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凯恩斯关于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会趋向充分就业的论点无法在静态均衡的基础上得到证明。恰恰相反。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在这个赛场上，批评者赢了。
对于货币政策作为经济管理工具的局限性，我们也只能提出部分论据——尽管这一论据与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长期低迷等严重衰退尤为相关。正如凯恩斯的直觉，要想对那些关于自我调节经济，或经济仅由货币政策引导的盲目理论给予致命一击，我们就必须关注调整过程，而无论我们的目标是理解自由放任的局限还是中央银行的局限，这一点都是必要的。
第3章和第4章讲述了忽略调整过程会发生什么。凯恩斯引入了不变的货币工资作为简化假设，以方便叙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一生以凯恩斯主义者自居，他将凯恩斯论述的这一特点作为分析的核心。用莫迪利亚尼的话说：
人们通常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解释了经济均衡与非自愿失业并存的自洽性。然而，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除了稍后要考虑的一种限制性情况外，这一结果完全是由“刚性工资”这一假设造成的。
由此，凯恩斯成为研究“轮下之沙”的理论家：只要摆脱刚性货币工资的摩擦，经济就会一切顺利。
莫迪利亚尼在一个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模型中，在不引入固定货币工资假设的情况下，证明了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他的分析实际上是说，如果我们从某一特定的货币工资水平出发，结果却出现了非自愿失业，那么就降低货币工资，重新校准均衡。再播放一次电影，或者更准确地说，再拍一张快照。他的论点是：如果我们反复这样做，就会找到一个货币工资水平，与之相应的均衡能够实现充分就业。
重要的区别在于，莫迪利亚尼的方法并不真的意味着改变工资：它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改变工资，比如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每小时20美元，然后降到每小时15美元。莫迪利亚尼的“变化”逻辑让我们想象一系列行星，这些行星除了货币工资水平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其字面上的论点是：如果我们将这些行星逐个排列，比较它们的静态均衡，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行星的工资水平如“金发姑娘”的粥一般恰当好处，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而是恰好符合充分就业的要求。这不涉及任何实时运动意义上的变化。在“金发姑娘”星球上，货币工资现在、过去和将来都处于充分就业均衡所需的水平。
对比凯恩斯自己的方法。当他最终放弃固定货币工资的假设时，讨论的都是工资最初位于某个水平，在其下降时会发生什么，也许并不一定是在失业者竞争工作的压力下下降。这就是调整意义上的变化。诚然，这种讨论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对21世纪的读者而言。由于缺乏形式化的数学论证工具，凯恩斯退而求其次，只能将降低货币工资对就业的利弊一一罗列。
这正是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不同星球上的均衡状态）与动态分析（研究经济从非均衡状态出发的调整过程）的区别。目前尚不清楚主流理论为何对动态分析关注甚少。正如马斯-克莱尔（Mas-Colell）、温斯顿（Whinston）和格林（Green）所说，动态分析要难得多，但经济学家并不总是回避困难的问题。
抛开困难不谈，回避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往往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主流理论的基本论点。所有理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不现实的，哪怕仅仅因为它必须像一张地图，能够对现实进行简化。但是，为了使静态均衡成为描述经济特征的合理方式，我们需要对动态变化作出理论假设，这反倒使得那些均衡存在所需的理论假设显得无比“现实”了。难怪为数不多的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像石沉大海一样在经济学理论中激不起一丝波澜。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学家在认真对待动态分析时所遇到的困难的性质。由于看似合理的调整机制的多样性，经济学家有必要卷起袖子，去处理行为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际行动的混乱复杂性。这种研究的学术地位明显较低，它模糊了经济学——一门渴望获得科学地位的学科——与人类学——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人类学因其依赖解释而永远受到玷污——之间的界限。事实上，就我所知，分析行为主体如何真正地设定工资和价格的严肃研究屈指可数。
忽视动态性的第三个原因是：经济学家可能从萨缪尔森的“对应原理”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中得到了慰藉。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对应原理确立了均衡的静态属性与均衡受到干扰时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Samuelson，1947）。具体而言，对应原理将这些静态属性与均衡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问题联系起来，稳定性表示非均衡的调整将导致回到原来的均衡，不稳定性则表示调整的轨迹将会越发偏离原均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分析法为分析变化提供了合法性，而无须涉及调整过程，相反，只需将静态平衡作为来自不同星球的一组观测参数进行比较即可。
静态均衡与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在试图弄清凯恩斯思想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被注意到。萨缪尔森自己的尝试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但我要补充的是，这种尝试似乎并没有加深我们的理解。更有希望的是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的巨著《货币、利息与价格：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融合》 （Money，Interest，and Prices：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这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鼎盛时期研究生的主要教材。事实上，帕廷金将非均衡作为凯恩斯论点的关键，即使有货币政策的加持，也不能依靠自由放任来推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但帕廷金从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可能需要进行的工资（和价格）调整在政治上不可接受这一角度，而非从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以及从失业现状通往充分就业的路径的缺失之间的差异这一角度，构建了他反对自由放任的论点。在谈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时，帕廷金确实区分了均衡目标与对应的实现路径，但其论点是：实现路径可能是一段缓慢而颠簸的旅程。只有跳出他的模型，帕廷金才能找到理由——预期的反常行为和伴随价格水平变化的收入再分配——来论证这个问题比缓慢而颠簸的旅程更糟糕：正如缅因州的农民在思考了许久后，对问路去另一个小镇的游客说：“你根本到不了那儿。”帕廷金总结道：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失业的非均衡经济学。该理论认为，一方面，作为利率缺乏弹性的结果，另一方面，受收入再分配和预期效应的作用，［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过程——即使在货币政策的帮助下——也不可能平稳或迅速地收敛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事实上，如果这些因素足够强大，它们甚至会使这一过程变得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充分就业，就必须等待某种外生力量幸运出现，以充分扩大总需求。
萨缪尔森已经开始部署分析非均衡的工具。但是，当这些工具得到充分发展时，经济学界已经转向了。正如成为反凯恩斯派化身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1970年所说：
凯恩斯对现行理论的基本挑战可以概括如下……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即使所有价格都是可变的，也不一定存在以资源的“充分就业”为特征的长期均衡状况……
［这个］命题可以简单处理，因为它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凯恩斯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财富在消费函数中的作用，或者换一种说法，忽视了作为储蓄动机目标的意愿财富存量的存在。各种摩擦和刚性可能会干扰充分就业这一假定的长期均衡状态的实现；技术、资源以及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动态变化可能会不断改变这一均衡状态的位置；但并不存在根本性的“价格体系缺陷”，使失业成为充分运作的市场机制的自然结果。
不管弗里德曼怎么说，但凯恩斯是对的：价格体系中存在着弊端。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彻底剖析这一点。
《通论》是关于货币和实际因素如何共同决定实际产出和就业以及价格和工资水平的理论。凯恩斯认为：“使用货币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制度；在其中，对将来看法的改变……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这表面上听起来并不像一个革命性的宣言，但它确实是。如果经济学家们知道，对未来看法的改变可能会影响产出和就业的构成，他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如果人们对未来更加乐观，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改善或扩大资本存量上，那么人们将以消费的减少为代价，预期投资和储蓄的增长。但是，对未来看法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当前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非常新颖的。在调整过程中可能会有摩擦，但产出构成的调整不会损害，至少不会长期损害自由市场体系容纳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对未来的看法可能会对当前的就业和产出水平产生影响，这种观点与经济学最基本、最受推崇的教条背道而驰。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货币进一步加剧了该观点离经叛道的程度。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开始，货币就被视为遮掩实际经济运行的面纱。古典二分法把“实际”数量放在一边，如生产一吨钢所需的小时数，或工人工作一小时得到的商品数量，或经济的实际产出；将实际数量与“名义”数量分开，如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一吨钢的价格或货币工资率。根据古典二分法，实际量由其他实际量决定，名义量由其他名义量决定。（我的同事们在讨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的影响时，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古典二分法。）所谓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决定价格水平，但不决定生产水平，这是古典二分法的推论。
《通论》摒弃了所有这些观点。对未来看法的改变会改变人们持有货币的意愿，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利率。利率会随着人们对未来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这本身倒也无可厚非：从斯密开始，利率的作用正是平衡储蓄与投资的意愿。但在既有的正统学说中，利率只在经济的实际方面起作用。在凯恩斯看来，利率具有双重属性，一头在古典分界的名义一侧，受货币存量和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另一头在实体一侧，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总需求。利率不仅影响产出的构成，也影响其水平。通过总需求，古典二分法的货币层面影响产出和就业。这就是《通论》的主要启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完整书名绝非无的放矢。
因此，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对未来看法的改变会影响产出和就业水平，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观点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抛开摩擦因素不谈——自由放任会带来充分就业这一由来已久的观点宣布破产。在政策方面，政府必须承担起引导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角色，而纯粹的以控制短期利率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力有不逮。在方法论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即放弃基于供需平衡的静态均衡分析，转而关注调整过程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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